行政法学的视野应当立足于立法、行政、司法三分意义上的大行政，其理论研究的对象理应包括那些调整行政中的政治的规则，只不过这些活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党的机构来主导实施的，这些规则也大部分体现为党规而已。
换句话说，维护人的尊严需要良好环境，人的尊严为环境权提供权利正当性的价值基础[18]。注释: [1] 吕忠梅.新时代环境法学研究思考[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4):7-9. [2] 张震，杨茗皓.论生态文明入宪与宪法环境条款体系的完善[J].学习与探索，2019（2）：85-87. [3] 张盾.马克思与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18(12):6. [4] 吴卫星.环境权研究——公法学的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0-21. [5] 吕忠梅.从后果控制到风险预防 中国环境法的重要转型[J].中国生态文明，2019(1):10-14. [6] 张树义.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5):51. [7] 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国法学，2014(4):17、21. [8] 陈海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环境法思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67. [9] [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84. [10] 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J].法学研究，2014(3):82. [11] 张震，杨茗皓.论生态文明入宪与宪法环境条款体系的完善[J].学习与探索，2019（2）：85-87. [12] 陈玉山.论国家根本任务的宪法地位[J].清华法学，2012(5):73、88. [13] 张震.生态文明入宪及其体系性宪法功能[J].当代法学，2018(6):51-53. [14] 张震.中国宪法的环境观及其规范表达[J].中国法学，2018(4):18-21. [15] 杜健勋.国家任务变迁与环境宪法续造[J].清华法学，2019(4):189-191. [16] 张震.宪法环境条款的规范构造与实施路径[J].当代法学，2017(3):28、39. [17] [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王志安.北京三联书店，2003：220. [18] 张震.宪法环境条款的规范构造与实施路径[J].当代法学，2017(3):28、39. [19] 王建学.论地方政府事权的法理基础与宪法结构[J].中国法学，2017(4):113. [20] 范如国.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2014(4):99. [21] 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国法学，2014(4):17、21. [22] 林鸿潮.党政机构融合与行政法的回应[J].当代法学，2019(4):52. [23] 陈玉山.论国家根本任务的宪法地位[J].清华法学，2012(5):73、88. [24] 张翔、段沁.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目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a条的学理及其启示》[J].政治与法律，2019(10):12-13. [25] 张震.生态文明入宪及其体系性宪法功能[J].当代法学，2018(6):51-53. [26] 张翔.环境宪法的新发展及其规范阐释[J].法学家，2018(3):92、97. [27] 吕忠梅.中国民法典的绿色需求及功能实现[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6) :107. [28] 陈海嵩.生态环境政党法治的生成及其规范化[J].法学，2019(5):76. [29] 郑少华，王慧.中国环境法治四十年：法律文本、法律实施与未来走向[J].法学，2018(11):19. [30]李林.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J].法学研究，2014(5):6. [31] 张震.中国宪法的环境观及其规范表达[J].中国法学，2018(4):18-21. [32] 陈海嵩.中国环境法治中的政党、国家与社会[J].法学研究，2018(3):20. 作者简介：张震，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从国家权力与国家义务的关系来看，可推定为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对地方政府课以一定的义务，这是地方政府职权的重要来源。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行为主体的行动方向设定了指引。《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为地方政府设定的环境质量责任与宪法规范不相抵触，符合宪法规定。党政同责中所共同承担的义务的具体来源、划分界限，重合范畴等问题均需要从宪法层面进行解释，否则，将严重影响环境法律在环境治理领域发挥规制作用。虽然如前文所述，地方生态义务于宪法中的存在和具体地位以及能够通过对宪法规范的体系性解释与理解得到证成与确定，但具体的授权性条款对于地方行政主体大胆履行职权，实施治理的规范效力要高于现有文本。
2.生态文明条款对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框架控制 从法律体系内部来看，生态文明入宪的体系性功能包括层进的三个方面，即生态观的宪法表达、生态制度的宪法安排以及生态权利的宪法保障[13]。二者互相配合、交织、融合并以地方政府实施生态治理行为的面貌表现出来。[2][印度]甘地：《印度自治》，谭云山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而这批接受了英国文明的印度人，也必然在如何建设一个新印度的问题上，给出与甘地截然相反的回答。主张社会革命、调整社会结构，意味着要肯定公民观念，以及为了落实公民观念，需要像美国《权利法案》那样，以宪法文本的形式规定印度公民所享有的一系列基本权利。哺育饥饿的大众……则意在消除贫困，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和乡村都有法庭、医生、律师和长老等等，但是和在城市里，这些都是压迫、奴役人的工具不同，在甘地理想的印度乡村共和国中，(他们)都是有一定范围和限制的人，人人知道，这些职业，并没有特别优异之处……他们被认为是依赖人民，不是人民的主人翁。
印度宪法在文本上最大的特色在于，其在第三编基本权利编之后，紧跟着的是第四编国家政策之指导原则编。面对这部包含8万个英文单词，仅正文部分(不算附件)就多达395条的印度宪法，我们应当怎样从整体上把握其精义？遵循逻辑解释的方法，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20年第1期。英国人不仅摧毁了印度的家庭小工业，而且在印度，与(印度)最落后、最保守的阶级结成了同盟。村民选出称为潘查亚特的长老议事会(或称五老会)，处理村社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法律等事务。这种主张代表了当时国大党领导层的主流意志。
进入专题： 印度宪法 双重使命 逻辑解释 宪法观念 。如果以今天的视角来回顾印度宪法七十余年的变迁史，则议会和最高法院关于印度宪法第三、四编的解释之争，是印度宪法变迁的主旋律之一。以英国人所代表的近代文明观念取代印度人自己的文明观念，相对于政治枷锁来说，这是更加奴役人的精神枷锁。印度的贫穷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
这在《印度自治》中已经初见端倪。[30]不难发现，这已经是不点名地在向甘地隔空喊话了。
事后来看，这实际上是在怎样建设一个新印度这一基本问题上，为了弥合不同建设方案所做出的宪法解释上的努力。[22]英国正是这种对原材料和市场充满了渴望的新帝国。
摘要: 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成为主权共和国。本文细致辨析了印度宪法制定过程中的三种重要宪法观。他认为，作为机械革命的成果，资本主义文明遍布整个世界……(这是)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它对原材料和市场充满了渴望。除却致力于贱民解放运动以外，安培德卡尔对印度宪法的最大贡献在于，是他主持了印度宪法的起草。甘地认为，印度之所以被奴役，恰是因为印度人西化了，自己失去了自己的文明，因而成为了自己的奴隶。[41]然而，虽然甘地也致力于解放贱民，但是因为其特有的文明论立场，甘地不但不可能彻底攻击种姓制度，相反，其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种姓制度。
[13]甘地接受了当时极端派提出的司瓦拉吉(Swaraj)纲领，但他的司瓦拉吉观与极端派不同。如果说甘地和尼赫鲁作为国大党两代领导人对新国家建设描绘了宏观规划的话，那么如何用这部正在制定中的宪法来回应领导人的规划，安培德卡尔在其中起到了突出作用。
正如安培德卡尔在对宪法草案所做的说明中，反复提到美国、英国等国宪法一样，仅仅在文字上，现代世界各国宪法的差异并不大。作者简介：蒋龑，法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
传统的潘查亚特基层土地和治理制度被正式承认，作为第九编写进宪法。因此，争取印度独立与自治，关键是实现人的自由，关键是在印度土地上还原印度自己的文明观念，而不论印度土地上生存的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
尼赫鲁反帝、反殖民、反封建，在他看来，印度要真正走向独立，对外反英国帝国主义和对内反印度封建主义是一体的。其实，如果没有跨地域、跨阶级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印度半岛最终形成印、巴各自独立的格局是不可想象的。1947年印度最终走向独立，当时的主流意志认为，种姓制度必须被废除，树立公民观念。二、尼赫鲁与《印度的发现》 和上一代国大党领导人甘地不同，在尼赫鲁的成长轨迹中，英国有着重要地位。
[38]让印度得以自由，意味着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9]而且，在甘地看来：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发明机械，但我们的祖先知道如果我们把心力用在这些东西上面，我们一定要变成物的奴隶而丧失我们的道德性。
[28]并且工业化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局势中的地位，因为在国际相互依赖的形式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除非它是高度的工业化而且把它的动力自愿发展到了最大程度……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将继续地使国际局势失去均衡，助长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的侵略倾向。如果他们要在印度保持他们的文明，那便没有安插他们的地方了。
我们愈把情欲放纵，他们便愈加恣肆。印度半岛现在由英国人统治，印度独立之后，将由印度人自己统治自己，极端派怎样证明印度人自己统治自己，要比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更好呢？或者对于这片土地上的广大的沉默的印度民众来说，更换了统治者，又有何不同呢？无疑，对这一根本问题，甘地给出了当时极端派所无力给出的回答，那就是文明论视角下的回答。
[62]这样，既不会侵犯宪法第三编基本权利编，也不会因此而增减中央和各省政府机关依据宪法所能具有的权力范围。可能令制宪者们始料未及的是，这种旨在对历史上受压迫人民和部落特殊照顾的政策，恰恰是以被公民观念所明确反对的种姓制度为前提的。考虑到新印度是由原英国直接治理的殖民地和选择加入印度的土邦构成，因此，在为这个新生的主权的共和国起草宪法的过程中，安培德卡尔为首的起草委员会还需要解决印度的联邦制问题。[41]林立：《甘地、安培德卡尔与解放贱民运动》，载《南亚研究季刊》1992年第3期，第56-62页。
[8] 甘地对印度文明的自信，恰恰在这种文明的静止性状态。因为对英国为代表的近代文明持批判观点，所以在甘地看来，城市必然是罪恶，是无用的障碍，在那里人民得不到快乐。
为什么印度宪法在移植了美国式二元政治的同时，却又拒绝移植美国式二元公民权？考虑到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人民，太依赖其出身、血缘、家庭和种姓等要素来决定其一生，新印度的建立，恰恰是要打破这些传统的束缚，打破地域的限制，赋予所有印度公民以同样的公民权。我们如果称甘地是一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么尼赫鲁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现代主义者。
尼赫鲁不否认，在甘地先生领导之下，国大党一直主张农村工业的复兴……但是国大党从来也不反对大工业的发展。如果说英国革命的发生是议会取得了最高地位，它不仅仅是一次政治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次社会革命……因为(它使得)处于上升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都得到了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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